草原文明：从早期牧业到现代

成吉思汗兴起之前，欧亚草原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变化。人们饲养牲畜、加工乳食，逐渐扩大迁徙与交换的范围；新的政治联盟不断形成，城市、商路和宗教也在草原上留下了痕迹。

蒙古高原是这段历史的东部重心之一。它与中亚、西部草原以及周围的农耕地区长期往来，不同人群在迁徙、贸易与战争中相遇。畜群与牧场支撑日常生活，联盟与政权组织更广阔的社会，两者共同塑造了草原历史。

欧亚草原的生活空间

从黑海、里海以北，经中亚到蒙古高原，广阔的草原带连接着欧亚大陆内部。沿途的降水、寒暖和地形并不一致，草原也与森林、半荒漠、山地牧场和农耕河谷相接。“草原文明”涵盖了这些地区多样的生活方式与历史传统。草原范围与早期牧业研究

牧业以饲养牲畜为重要生计；游牧和转场涉及人畜随资源与季节移动。移动的距离、频率，以及是否保留固定住地，都有差别。水草分布不均时，转场能让畜群利用不同季节的牧场；因此，“移动”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经营资源的办法。联合国粮农组织：牧业与流动性

制乳、纺织、种植、筑城、经商与书写，都是草原历史的一部分。军事力量也依靠这些生产活动，以及人群之间的组织和协作。

地图中的草原世界

地理总览

从黑海北岸到蒙古高原

欧亚草原沿大陆内部延伸，与森林、山地、半荒漠和绿洲相接。蒙古高原位于东部，中亚连接东西，黑海与里海以北则是西部草原的重要区域。

草原带大致走向城市与遗址

地图可横向滚动。

政权名称标示大致方位，不描绘疆界。底图采用现代海岸与湖泊轮廓作位置参照。

历史与地名资料：草原地理与早期牧业研究

底图：Natural Earth（公有领域）。

大致时期	主要变化
前5—前3千纪	不同地区出现畜牧与乳制品利用，流动牧业逐渐发展
前3千纪末—前2千纪	家马扩张与运输技术变化；各地骑乘发展的时间不同
前1千纪	斯基泰相关文化与东部草原的政治整合，后来出现匈奴帝国
公元4—9世纪	鲜卑、柔然、欧洲匈人及突厥、回鹘等不同政治共同体
10—12世纪	辽、金与草原各部交涉，草原与农耕地区的关系不断调整
13—14世纪	蒙古帝国扩大欧亚联系，各汗国随后走向不同道路
14—18世纪	后继汗国、蒙古诸部与清、俄等力量竞争、交涉
19—20世纪	边界、殖民扩张、集体化与定居政策重塑流动空间
当代	牧业继续存在，面对市场、公共服务与生态变化

不同地区的发展并不同步。随着人群迁徙和联盟重组，政治归属不断变化，同一政权内部往往也存在不同的语言、祖源与生活方式。

畜群、乳食与马匹

前5—前3千纪：先有畜群与乳食

草原居民的生活方式经历过长期变化。2022 年的一项研究在人类牙结石中检测到乳蛋白，显示北高加索山麓与草原的部分居民，至少在前5千纪晚期已利用羊乳。后来，更多依靠牛羊、运输工具与迁移的牧业生活，在西部草原发展起来。Scott 等：高加索与草原的乳业研究

在东部，另一项研究把蒙古地区的乳制品消费证据追溯到约前3000年，并在约前1200年的样本中发现马乳利用。这些发现记录了不同地区、不同时期的食物生产活动，牧业生活的形成有着各自的地方历程。Wilkin 等：东部草原五千年的乳业

畜群提供食物、材料和运输，也使照料动物、加工乳食与安排季节生活成为重要的日常劳动。牧业的发展，伴随着这些知识与技艺的积累。

前3千纪末以后：马改变了移动的尺度

2024 年的古马基因组研究，将现代家马主要谱系的大规模扩张与繁育方式变化，定位在约前2200年。研究也支持更早的博泰遗址存在马匹管理，但那与后来广泛传播的家马谱系需要区分。Librado 等：家马与大规模移动

马匹饲养、骑乘和大规模运输各有发展历程。 约前2200年是家马主要谱系扩张的重要年代，最早骑乘的时间则仍有争论。2026 年的一篇研究继续讨论了更早的骑乘与驯化过程，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人类第一次骑马的年份。关于骑乘起源的学术讨论

东部草原的鹿石遗址保存了这一时期的仪式与艺术。蒙古约前1200—前600年的鹿石，常与墓冢、祭祀结构及马骨遗存相伴。这些遗迹记录着早期社会的组织活动，年代远早于后来帝国留下的大量文字记载。UNESCO：鹿石与青铜时代遗址

斯基泰与匈奴

前1千纪：西部草原的斯基泰世界

“斯基泰”常用来讨论前1千纪西部及中部草原的相关人群与文化。大英博物馆把相关文化的兴盛期概括为约前900—前200年，影响范围联系着南西伯利亚、中亚与黑海北岸。这一名称涵盖多个相互联系的群体，其政治组织与活动范围随地区和时代而变化。大英博物馆：认识斯基泰人

希腊作者和亚述记录保存了外部世界对他们的描述，墓葬与器物则留下了生活、技艺和交流的实物证据。文字与考古材料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这个广阔的草原世界。

前3世纪末以后：东部草原的匈奴帝国

匈奴在东部草原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共同体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记述单于、左右贤王及不同层级的首领，也记述匈奴与汉朝的战争、和亲与物资往来。这些记载呈现了分层的权力组织，以及围绕战争、结盟和交换展开的政治活动。《史记》卷一百一十

考古又让这幅图景更丰富。2023 年的研究分析了匈奴西部边疆墓地的18名古代个体，发现当地社区乃至一些亲属群体内部都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。这支持把匈奴理解为吸纳不同来源人群的政治共同体；个体的语言、身份认同，则仍需结合其他材料研究。Lee 等：匈奴帝国与地方社区

畜牧、种植与交换共同支撑着帝国的经济。2020 年的研究结合饮食同位素与考古材料，讨论了匈奴和蒙古帝国时期的经济多样化；匈奴遗址中发现的农具与谷物，留下了地方种植和粮食供应的线索。蒙古草原帝国的经济多样化研究

《史记》开头以“逐水草遷徙”概括匈奴的生活，也有“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”的描述。考古中的农具、谷物和聚落遗存，则展现了这种概括之外的地方差异。放牧在匈奴社会占据重要位置，具体地区与人群的生计仍然可以十分多样。《史记》卷一百一十、经济多样化研究

中古草原：联盟、铭文与城市

公元 4—6 世纪：旧联盟解体，人群重新组合

匈奴势力衰落后，东部草原的政治关系重新组合，鲜卑诸部与柔然等力量先后兴起。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与草原上的柔然相互竞争，各自组织统治、塑造政治认同。政权更替的背后，是人群归属与联盟关系的持续调整。北魏与柔然的政治认同研究

欧洲匈人时期的部分人群，也保留着与东部草原的联系。2025 年的古 DNA 研究发现，其中一些个体与早先匈奴精英存在遗传联系，同时也呈现高度多样的祖源。这些发现揭示了部分人群的跨欧亚联系；欧洲匈人的整体构成与政治历史，仍有自身复杂的发展过程。研究论文：欧洲匈人与匈奴的跨欧亚遗传联系

公元 6—9 世纪：突厥、回鹘与草原城市

6 世纪中后期，突厥势力控制了欧亚草原的大片区域。马匹与军队之外，还有粟特商人参与的货物流通和外交。粟特人主要来自中亚的绿洲城市；他们与突厥统治者合作，连接草原、中国与更西面的市场。草原帝国的力量，也建立在跨越不同生产区域的关系上。史密森尼博物馆：粟特人的跨区域网络

8 世纪的鄂尔浑铭文，保存了突厥统治者对自身历史的表述。阙特勤碑立于 732 年，纪念的是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。碑铭留下了草原内部的声音，也反映了统治集团叙述历史的立场。土耳其历史学会：阙特勤碑及考古、文字研究

回鹘汗国在 8—9 世纪延续了鄂尔浑河谷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。其都城哈剌巴剌哈孙约建于 744—745 年，840 年遭叶尼塞黠戛斯攻破。德国与蒙古的联合考古发现了城墙、院落、建筑基台和水井。移动牧业与固定城市在同一个社会中并存：城市汇聚统治、工艺、贸易与宗教活动，牧群则依照季节使用更广阔的土地。德国考古所：回鹘都城遗址、城堡区发掘报告

商路也带来信仰与书写。8 世纪回鹘统治者接受摩尼教，与粟特传教者及翻译活动有关；相关宗教文本以多种语言流通。商人、译者与宗教团体参与了草原上的文化交流，并与统治者建立联系。史密森尼博物馆：粟特人与宗教传播

公元 10—12 世纪：辽金与草原边缘

10 世纪，契丹建立的辽把草原与华北的一部分联系在同一政权中。12 世纪，女真人建立的金取代辽，随后控制华北，宋朝则在南方延续。草原与相邻的城市、农田联系紧密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在这一地带竞争、交涉。大都会博物馆：宋金外交关系研究

成吉思汗兴起时，金朝、南宋与草原各部同时存在。蒙古的整合发生在这些政权与人群的互动之中，并逐渐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。两宋的时代背景

公元 13—14 世纪：蒙古帝国走向不同地区

1206 年，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；随后几代统治者不断扩张蒙古的统治范围。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

随着征服扩大，蒙古统治者开始治理草原之外的城市与农田。大汗领地与几个汗国面对不同的社会条件，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不断变化。到约 1300 年，蒙古世界已形成几个各具特点的政治空间。大都会博物馆：蒙古诸领地地图与跨区域交流，PDF 第 2—4 页

政治空间	主要地域与社会联系
大汗领地、元朝	蒙古高原与中国，衔接草原和东亚的农业、城市社会
钦察汗国，亦称金帐汗国	黑海、里海以北及伏尔加河流域，联系罗斯诸地
察合台汗国	中亚内陆，包含草原与绿洲地区
伊利汗国	伊朗及其周边，置身西亚的城市和文化传统

以伊利汗国为例，来自东亚的绘画、纹样和工艺影响进入当地，参与形成新的宫廷艺术。草原出身的统治者，也会成为书籍与建筑的赞助人。政权分化因此不只是地图变小，还意味着统治者与不同地方社会形成了新的关系。大都会博物馆：成吉思汗的遗产与伊利汗国艺术

公元 14—18 世纪：元朝以后，草原仍在改变

1368 年元廷退出大都之后，蒙古高原上的政治活动继续发展。哈剌和林也没有立刻消失：考古研究显示，这座城市在失去帝国首都地位以后仍延续了一段历史。此后的数百年间，蒙古社会经历了新的政治重组与文化变化。苏珊娜·赖歇特：哈剌和林的世界性

蒙古地区的宗教生活也在变化。16 世纪以后，藏传佛教的影响扩大；俺答汗于 1578 年向索南嘉措授予“达赖喇嘛”称号，是相关政治与宗教联系中的重要节点。寺院、造像与建筑的发展，留下了这一时期文化活动的丰富遗产。鲁宾博物馆：蒙古佛教在16世纪的复兴

中亚同样出现新的组合。察合台领地内部逐渐分化，河中地区与更偏牧业的东部走向不同的政治道路；帖木儿政权的兴起，又把军事动员与撒马尔罕等城市联系起来。草原的政治传统在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中继续变化。华盛顿大学：帖木儿时代年表

到 17—18 世纪，清朝、俄罗斯与准噶尔等势力的竞争，进一步改变了草原的政治空间。清俄能够持续向内陆用兵，与军马供给、生产和贸易安排有关；草原内部的继承争夺也是重要因素。1750 年代清军征服准噶尔，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。军马、物资运输和联盟的维系，始终影响着内陆战争的进程。托马斯·奥尔森：蒙古帝国以后的欧亚世界、美国国会图书馆：清代准噶尔战争图像说明

近现代：移动空间与牧业转型

公元 19—20 世纪：政策进入牧户生活

近代国家扩张带来的变化，最终进入牧户的一年四季。以哈萨克草原为例，19 世纪后期的俄国移民定居占用了部分牧场与转场路线，土地制度也随之变化。研究发现，牧业生产和家庭合作组织都发生了调整。牧人减少移动，既可能包含自己的生计选择，也可能是原有路线和土地使用权受到挤压的结果。阿尔达舍夫与吉尔金格：哈萨克草原的殖民与社会结构变化

20 世纪的集体化和定居政策则造成了更剧烈、但并不处处相同的变化。苏联哈萨克地区在 1930—1933 年遭遇严重饥荒；研究强调，强制集体化、牲畜与粮食征收对牧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。蒙古国的集体牧业则保留了经过组织的季节移动；1990 年代初私有化又改变了畜群、运输和公共服务的安排。尼科洛·皮安乔拉：哈萨克饥荒的原因分析、联合国粮农组织：蒙古草地与牧业制度

今天：仍在生活中的草原

移动牧业至今仍是一种现实的生产方式。粮农组织 2026 年公布的蒙古研究，比较了不同养殖系统，并强调移动对于所调查牧业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表现具有重要作用。放牧的生态影响与具体的畜群、牧场和管理方式密切相关。粮农组织：蒙古牧业、生物多样性与流动性研究

对牧户而言，转场路线连接着饲料、劳动、交易和家庭互助。土地使用权、交通与公共服务的变化，都会进入日常生产的安排。经历了帝国更替与近现代的制度变迁，草原上的人们仍在季节、畜群与外部世界之间安排自己的生活。